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性波动都是在结构性扭曲的大环境下出现的,扭曲虽然促成了中国经济在特定时期的高增长,但是却付出了效率、环境和可持续性的代价。“改革”一直是中国宏观论坛研究报告所秉承的逻辑。报告始终认为改革理顺宏观经济各组成部分关系和政策传导机制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报告不仅关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更加重视长期结构调整。 在方法论方面,宏观经济论坛研究报告一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政府在中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不仅是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市场活动的参与者。中国的经济政策不仅局限于总量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有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等微观结构性政策。各级政府之间财权事权分配财政竞争也是宏观经济波动的根源之一。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具有内生性特征,与西方经济周期理论所描述的从“外生随机冲击”到“内部扩散”的机制不同。

6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8期）于线上举行。百度APP、网易财经、和讯网、中国网、同花顺财经、好看视频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逾70万人次。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进程——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知名经济学家刘伟、顾海良、洪银兴、逄锦聚、黄群慧、刘元春联合解析。

首先，与会嘉宾对疫情冲击下国际资本流动及全球资本市场变化产生的影响展开讨论。中银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原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疫情内生于经济，这导致抗疫经济政策变成了内生于经济的经济政策，衰退成了抗疫经济政策的基本代价，为了应对衰退进行的宏观安排已经扭曲。此外，人民币资产正逐渐成为锚。寻锚过程中，资金大进大出形成了新的市场风险，进行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应该提高警惕。同时，避险一定要坚持内循环，不仅要做好实体经济，而且也应该做相应安排。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闫衍认为，短期来看境外资本流入总体可控，不会导致输入型通胀和人民币过度升值。原因有三点：一是我国货币政策已经实现常态化，二是食品价格因素影响过大，三是国际市场价格持续疲软会传导至国内。此外，从金融部门来看，对外金融负债基本稳定，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表现较为中性。

现在各国都在推动疫苗注射进程。从数据而言，全球经济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免疫，疫情再严重，也不能像第一波疫情那样给全球经济砸出“大坑”。美国疫情虽然高度发展，但经济仍在持续恢复，如最具前瞻性的ISM指数已逾60，过去两年来的最高值。客观上讲，一方面由于需求刺激的原因，且各国的封城锁国更具针对性；另一方面各国开始实现远程供给的灵活性，这共同使经济对疫情实现了明显免疫。这是预判经济前景的最重要前提条件。即使近期疫情又出现发展，我们也不认为疫情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大趋势，最多影响斜率。如果经济整体向上，就没有理由相信经济是通缩的，相反华尔街的人已开始考虑再通胀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导向下，稳不是简单的增速，而是能够持续提高人民获得感，经济稳为的是人民生活稳。民生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我国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个方面是相对于2018年国内消费增速大幅放缓。这就需要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人民获得感不足的地方就是需要加快补短板。 要经济平稳，需要处理好宏观“稳”和微观“活”的关系。首先，这二者并不是简单对等，并不是微观活就一定会保证宏观稳。其次，宏观稳和微观活可能存在着激励不兼容。最主要的是在宏观“稳”的导向下建立与市场微观主体相一致的协调机制，加快构建地方政府的正向激励机制。最后，宏观经济稳定是保证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核心是加快结构性调整和体制改革。这就要求宏观政策要与改革相一致。 这里面尤其要注意货币政策性需要在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重构。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依靠收入增长,此时简单以货币政策来调整结构往往会导致扭曲。货币政策还是要以优化经济环境为导向。未来，我国将会逐渐从收入增长为主导模式，走向价格为主导模式，更是需要货币政策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尤其要注意的是，未来需要以改革提高流动性供给渠道的透明性和效率。

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逻辑：美国对华发起挑战的时机选择，不是美国处境差之时，而是美国处境好之时拜登政府面临的局面：中美激烈竞争的底层基本面没有变化；疫情之下美国经济状况预计年底会触底回升，形成1-2年窗口期；国内分裂，中期选举对华政策及对华经贸议程：国内为主、由易到难；美国会优先解决更容易的盟友之间的贸易冲突、改造复活国际机构；美国会努力重塑TPP（TTIP,EPA），但困难重重；会努力破坏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如加入CPTPP；优先技术而非贸易目标中国需要善用市场规模优势、加快改革开放，利用窗口期取得先机，在有的放矢对冲美国攻势中前进。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管理”新概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将需求侧管理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之一：“必须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中国更多是凭借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培养出阿里、腾讯、京东、字节跳动等若干世界级互联网公司，但本土数字企业在“走出去”方面总体还不是特别成功。当然，也有个别优异的企业，像抖音/TikTok确实成功走出去，受到全世界追捧，但它成功后又受到国外政府的排挤，特别是像美国政府这样强势的打压。从国际竞争视角看，未来国内的数字经济反垄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力度，某种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博弈。

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1.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绝对贫困：人的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主要是指人缺乏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资源。人的基本需求包括：吃、穿、住、饮水、教育、医疗中国的脱贫标准：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两不愁、三保障）+收入超过贫困线 2.确保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全面小康的底线：没有人再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 3.中国的脱贫标准到底高不高？国际极端贫困标准：1天1.9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贫困线相当于2.3美元，高20%；但“两不愁、三保障”的很多支出没有计算在收入中，中国的脱贫标准远高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标准，但可能达不到中高收入国家的贫困线标准（1天5.5美元）。

党和国家对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核心：具有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完备的目标体系、调控体系、高度市场化的传导体系以及以利率市场化为着力点的发达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国际清算银行（BIS，2017）基于发行人（中央银行或非中央银行）、货币形态（数字或实物）、广泛接受性（广泛或受限）及实现技术（基于账户或基于代币）四个基本属性绘制了“货币之花”对其进行细致地分类。区分了三种形式的CBDC。基于代币的批发型CBDC：银行间市场的数字现金。主要借鉴比特币的区块链技术，用分布式记账替代中央式记账，应用于银行间结算。基于代币的零售型CBDC：居民的数字现金。能够像现金一样，脱离账户与身份信息使用。基于账户的零售型CBDC：居民的央行数字账户。相当于让中央银行为每个普通用户开通一个电子账户。

.外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疫情冲击下各国供应链加速向本国内部收敛，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压力加大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其头号“竞敌”，警惕“去中国化的全球化“»美对华政策存在“三部曲”，疫情之下大对中国的遏制，企图带动西方国家与中国经济“脱钩”»美国与中国“脱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拉动其盟国一起脱钩在下一任期内加码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政府重启对华贸易战的概率较大，特朗普或将以中国从美国进口水平未达到第一阶段协议中规定为由，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u预计美国将1100亿美元的中国消费品进口关税从7.5%上调至15%，2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关税从25%上调至30%，并对此前免税的1600亿美元进口商品征收5%的关税。这些措施将引起中方采取贸易反制措施。

房地产主要包含土地一级开发、房地产二级开发和房产销售三个环节，金融在这三个环节中，分别都保持了70%的杠杆率水平。

地缘战略导入中美关系可能更晚一些，但也非常重要。应该说，美国从地缘战略角度看待中国是从1898年美西战争开始的，因为美西战争中，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夺得了菲律宾，成为东亚事务中一个重要的玩家。成为重要的玩家以后，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地缘战略的考虑，基本上美国的思路叫“力量平衡”，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地方基本上玩的是一种力量平衡的做法。上世纪初日本很强，他基本通过中国来平衡日本，冷战开启，美国又用日本来平衡中国。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攻美守，美国开始拉中国共同对付苏联。可以说地缘战略考量是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的基本逻辑。因此地缘战略也是中美关系的一条重要线索，作用也非常关键。今天我们说中美关系日益恶化，但这个恶化的情况其实不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在奥巴马时代2010年开始就已经有“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再次用地缘战略的思路来应对中国，这是今天中美交恶的开始。特朗普上台后，应对中国的思路进行了调整，将经贸关系作为主攻方向，要打掉中国崛起背后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这导致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中美关系的场景。基本可以说，在中美交往史上，三条主线不同的组合构成了中美关系不同的阶段。例如，1949-1972年中美关系全面交恶，无论是物质利益、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都是全面冲突，这样的组合导致中美关系进入了完全敌对的状态。1972年，地缘战略线索压倒性的作用促成了中美瞬间走向和解。冷战结束后物质利益的交汇交融与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矛盾的相对平缓使得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

特朗普在应对新冠大流疫上严重渎职、严重低效甚而失能，因而借狂野抨击中国和施行超强硬对华政策去帮助争取摆脱政治困境以竞选连任。然而自大流疫猛袭美国以来，特朗普及其行政当局在战略/军事阵线、政治/意识形态阵线和扩展着的有选择的脱钩方面的对华态势和行为大致与总统竞选无关，突出地表现美国政府乃至在野势力对华凶狠的强劲和大致经久的结构性动能。至于与总统竞选紧密或较紧密相关的，则主要是（1）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经贸阵线上的行为方式，（2）特朗普个人从4月底往后的对华歇斯底里。美国大选过后特朗普还要在白宫继续执政两个半月。其间，他的政府几乎必定会加剧或至少维持对华超鹰派方针。展望未来，从中国的视野看，就中美关系缓解或稳定而言，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有六项裨益和七项弊端。中美两国目前各自的态势决定没有可能显著缓解对抗或竞斗。中国需要采取主动，以避免中美军事冲突为根本共同利益、起码“公约数”和统领性议题，争取美国新一届政府在登台后迟早与中国从事讲求实际、足够聚焦和有具体重要提议的对话或谈判。就中国而言，根本的是须：（1）坚决、足够和较持久地实施战略/军事调整，以此作为基本谈判条件，谋求减抑中美各自战略前沿碰撞的危险，促成新的战略稳定；（2）在一段时期里，总的来说不整美英以外的其余发达国家和任何发展中大国，以利战略集中，减少一二线对手。